正月里的喧嚣很快就远去了，可是春播的时节也未到，于是乡村里依然是一副无所事事的状态。大多数乡人还是每日睡到日上三竿，接着再慢悠悠的起床吃上一碗面糊或是红薯汤，然后男子丢下碗筷走去村头的晒谷场，边晒太阳边和村民聊天。
至于女子则要洗漱一番之后，才带着针线活和孩子出门。同样是来到晒谷场的一边，和村子里的妇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干活，至于孩子们则开始放飞自我，在附近跑来跑去玩着游戏，偶然有一两个调皮的，非要跑去泥地里脏了衣服，自然免不了一顿好打。
这种悠闲而懒散的田园生活，也许就是老子所言的：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状态了。当然老子是不在乎，这些乡人为了节约粮食，一天只吃两顿稀饭，尽量减少运动的无奈之举的。
不过在这些乡人眼中，如此物资匮乏的日子，已经算是难得的景气年份了。往年，这个时节的稀饭中就该放野菜了，再过一月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更是除了家中的主劳力之外，其他家庭成员都要不时的饿肚子了。
而今年他们的米缸中还有着超出预期的米面，足够全家人撑过青黄不接的月份，这就已经是让他们感到满意和感激的生活了。当然，村中也有一些人家，因为有家人在城内做工，在这样的时节还能吃上干饭，日子看起来比旁人更为红火，惹来了不少村民的嫉妒和羡慕，却也有老人对此不以为然。
老人们认为：庄稼人不伺候土地反而跑去城内做工，终究不是长久之策。既然投生在了庄户人家，就该老老实实的干着庄户人的事，好高骛远的跑去城内做工，年轻时看起来还不错，到了年纪大了又该怎么办呢。
虽然每个村子都有这么一群反对年轻人外出的老人，但是总会有那么几个不认命的年轻人非要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现在毕竟不是以前了，那时村子里的人常年和外人没什么往来，只要老人稍微恐吓一下，自然也就束缚住了那些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年轻人。
可是随着农会的进村，村、乡、镇三级地方管理体系的建立，各种自助公社和生产队的成立，使得村民们对于外界的了解开始慢慢增多。河北地区义务兵役法的全面实施，又给了这些年轻人离开村子的最初机会。
一旦有一个年轻人离开了村子，那么很快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…个。亘古以来，除了兵乱和逃荒外，几乎毫无流动的乡村人口，随着崇祯登基以来的工业化运动，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流动状况。特别是随着环绕京畿地区的铁路网建成之后，顺着铁路前往京城进行小买卖的小商贩开始变的寻常了起来。
这些小商贩不仅给铁路带来了大量客流，还为京城提供了数量繁多的新鲜蔬菜和其他食物。而他们带回乡村的那些见识，则成为了击垮乡村守旧秩序的有利武器。不少年轻人就是怀抱着，这些小商贩们为他们描述的繁华都市，才击破了一切阻碍跑去城市，想要在这里寻找到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。
相比起乡村的悠闲生活，城市的节奏显然要快速的多。元宵刚过，城中的工坊已经迫不及待的开门上工了。这两年来朝廷对工业作坊上的投入，和在海外开拓出来的新市场，使得京畿一带的工坊始终处在高景气的状态。
不管是生产皮革、家具、各类铁器、水泥，还是生产棉布、瓷器、玻璃器及各类食品罐头，京畿市场上的每一件商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工坊主们不是在扩大工坊，就是找地方新建工坊。
北上京城的文人士绅经过位于天津河道附近的工坊区，听着那些工坊内传来的永无止歇的机器声，也不由嘲讽道：“…这哪是机器在作响，分明是某些钱袋子里的钱在生儿子。”
被讥讽的工坊主们并不因此而愤怒，反而觉得这些文人形容的很是形象。不管被人喜欢也好，还是被人厌恶也好，北方各河道附近的工坊都在快速的增加。这种利用水力的工坊增加速度，已经引起了工坊主和河道附近乡村争夺水源的矛盾。使得地方官员们开始限制工坊的建造，这也使得工坊主们开始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方便、稳定且容易获得的动力，以取代现在不可靠的风力和水力。
对于在工坊上工的工人来说，高景气带来的好处就是，他们的工资、福利和劳动时间都获得了一定的保证。北方各工坊将近30-40%的商品销售于海外、塞外，也就意味着这部分商品能够从海外、塞外交换来更多的资源，这些资源即便是小小的分给工人一份，也足够让这些工人的生活迅速的提高了。
而以国家为后盾的海外贸易，更为注重的是用工业品去交换所在地的原物料，而不是什么金银。如果以后世网上的工业党来说，这便是典型的工业国对农业国的利润收割。大明从海外、塞外各地运来各种原物料，然后加工为成品，一部分拿去继续换取海外、塞外的原物料，另一部分则在国内进行消费。
在这种不断循环的过程中，工坊的资本在增殖，工人获得了工资，国家获得了税收，人民得到了消费品。就大明自己而言并无坏处，但是对海外、塞外各地的民众来说，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劳动给养着大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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