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十五日，经过了两周的航程，郑香终于指挥着明勇号返回了天津港。一次带回价值200余万两白银的金银，即便是在开埠了三年多的天津港也是极其稀罕的事。
扣除了给予立功将士三成的奖励，这些奖励将分别存于各位将士的银行户口之内，剩下的金银也相当于170万两白银，将近240万大明元。
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，账目并不是这么算的，他们可以凭借着这批金银印刷出三倍价值的纸币来，然后用纸币来支付奖励和战争账单，这场战争现在对银行来说这就是一场赢得暴利的生意，而这场战争只不过才刚刚开始。
收到了这批金银之后，中央银行的行长汪逢元再崇祯的授意下公布了一个消息，把用于日本的130万元3年期战争公债的年利息进行了调整。100万元海外发行的公债，从原本的年息12%调高到了24%；30万元国内发行的公债，从原本的年息16%调高到了32%。并宣布开始支付第一年的公债利息。
100万面向海外发行的公债倒也罢了，除了少部分被定居在大明的外商所购买之外，大头都在日本商人手中，朝鲜和琉球也有少量公债出售。给这部分公债提升利息，根本影响不到国内的民众。
但是面向国内发行的公债，由于此前三家银行已经发行了数千万的债券，相信朝廷并能够大笔购买债券的士绅豪商也差不多被消化完了，剩下的都是不太相信朝廷信用的士绅豪族，虽然民间有财力，但是购买公债的人员并不多。
虽然三家银行向崇祯表示，愿意包销这笔30万元的公债，但崇祯并没有答应，而是建议把原来100元面额的公债拆分成5元、10元、20元的小额公债进行销售，最终这30万元的公债大部分都被京城和上海地区的普通市民认购了。
当汪逢元代表公债发行银行发布了调高利息的公告后，一部分持有公债的市民便半信半疑的上银行领取了利息。当他们拿到了第一年的利息之后，关于购买债券可以获得高额利息的传闻，便开始在百姓之中传播了开来。
和数百年之后的普通中国人一样，这个时代的大明百姓对于官府的公告总是半信半疑，对于流传在市井中的小道消息总是深信不疑。于是乎，原本只是士绅豪商才能进入的债券市场，开始日益被普通市民所关注，连带着大明的债券市场也热火了一把。
除了极少数人之外，大多数人并不明白，战争公债的高收益便意味着某一个国家正在被大明劫掠。当然这些人也许根本不在意另一个国家在遭遇什么，他们只知道自己正在从战争中获益这就足够了。
北京、上海地区的市民，开始对大明的海外政策产生了兴趣。因为辽东战争给各地百姓带来的高税收，导致大明百姓对于战争的普遍性厌恶，但在这些百姓从海外战争中获得收益后，一部分人开始转变了态度，他们开始把战争视为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个机会。
仅仅从大阪城内运出的三分之一财富，就为崇祯解决了不少资金上的问题，不管是对于南方地震区的赈灾，还是北方的水利、道路建设，这笔财富可谓都来的相当及时。再次向常德等地震区追加了一笔100万的赈灾款项之后，朱由检这两个月以来的焦虑总算是放下了不少。
在朝廷、内库和民间善款的连续投入下，加上这一笔100万元的额外拨款，对于湖南地震区域的投入已经超过了400万元。朱由检自己估算，哪怕是被官吏豪绅贪污了一半，起码也有200万元落在了受灾百姓身上。只要能够在入冬之前恢复生产和住所，那么这场大地震造成的危害也就算被中止了。
不过最近比崇祯心情更好的，应当还是大明的首辅黄立极。当1个多月前常德大地震的消息传来，他的确是惶惶而不安的。一来是生怕别人借此攻击他；二来则是国库虽然这两年有所好转，但是想要赈济这么大范围的地震区域，也实在是力所未逮。
虽说因为地震发生在夏收之后，灾民暂时不必担心粮食的问题。但是如果耽搁了秋收，那么这个冬天就会成为灾民最大的难关。而地震所毁坏的房屋、道路、水利等设施，如果光靠灾民自己恢复，那简直就是一个灾难。但是依靠朝廷投入，却又让他束手无策，他可变不出钱来。
不过当崇祯自己揽下了最为棘手的筹款问题后，接下来的赈灾等行政事务性工作，对于黄立极和内阁来说，倒是变得极为轻松了起来。因为大地震而渐渐泛起的民间不满言论，在朝廷及时的调度物资赈灾措施下，迅速消失了。
原本对于新政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士绅们，在看到了朝廷比过去高效的赈灾手段和筹集物资的能力之后，一部分士绅开始转换了态度，认为新政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，起码朝廷的办事能力还是有所提升的。
至于原本就支持的新政的士绅商人，更是把黄立极及这一届内阁成员吹到了天上，认为黄立极应当称得上自张江陵之后的大明中兴名臣。士林舆论的转向，让黄立极这些天来心情大为顺畅，哪怕是见到了曲阜衍圣公孔胤植被毒杀的奏折，他也没再觉的天要塌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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