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十五日,经过了两周的航程,郑香终于指挥着明勇号返回了天津港。一次带回价值200余万两白银的金银,即便是在开埠了三年多的天津港也是极其稀罕的事。
扣除了给予立功将士三成的奖励,这些奖励将分别存于各位将士的银行户口之内,剩下的金银也相当于170万两白银,将近240万大明元。
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,账目并不是这么算的,他们可以凭借着这批金银印刷出三倍价值的纸币来,然后用纸币来支付奖励和战争账单,这场战争现在对银行来说这就是一场赢得暴利的生意,而这场战争只不过才刚刚开始。
收到了这批金银之后,中央银行的行长汪逢元再崇祯的授意下公布了一个消息,把用于日本的130万元3年期战争公债的年利息进行了调整。100万元海外发行的公债,从原本的年息12%调高到了24%;30万元国内发行的公债,从原本的年息16%调高到了32%。并宣布开始支付第一年的公债利息。
100万面向海外发行的公债倒也罢了,除了少部分被定居在大明的外商所购买之外,大头都在日本商人手中,朝鲜和琉球也有少量公债出售。给这部分公债提升利息,根本影响不到国内的民众。
但是面向国内发行的公债,由于此前三家银行已经发行了数千万的债券,相信朝廷并能够大笔购买债券的士绅豪商也差不多被消化完了,剩下的都是不太相信朝廷信用的士绅豪族,虽然民间有财力,但是购买公债的人员并不多。
虽然三家银行向崇祯表示,愿意包销这笔30万元的公债,但崇祯并没有答应,而是建议把原来100元面额的公债拆分成5元、10元、20元的小额公债进行销售,最终这30万元的公债大部分都被京城和上海地区的普通市民认购了。
当汪逢元代表公债发行银行发布了调高利息的公告后,一部分持有公债的市民便半信半疑的上银行领取了利息。当他们拿到了第一年的利息之后,关于购买债券可以获得高额利息的传闻,便开始在百姓之中传播了开来。
和数百年之后的普通中国人一样,这个时代的大明百姓对于官府的公告总是半信半疑,对于流传在市井中的小道消息总是深信不疑。于是乎,原本只是士绅豪商才能进入的债券市场,开始日益被普通市民所关注,连带着大明的债券市场也热火了一把。
除了极少数人之外,大多数人并不明白,战争公债的高收益便意味着某一个国家正在被大明劫掠。当然这些人也许根本不在意另一个国家在遭遇什么,他们只知道自己正在从战争中获益这就足够了。
北京、上海地区的市民,开始对大明的海外政策产生了兴趣。因为辽东战争给各地百姓带来的高税收,导致大明百姓对于战争的普遍性厌恶,但在这些百姓从海外战争中获得收益后,一部分人开始转变了态度,他们开始把战争视为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个机会。
仅仅从大阪城内运出的三分之一财富,就为崇祯解决了不少资金上的问题,不管是对于南方地震区的赈灾,还是北方的水利、道路建设,这笔财富可谓都来的相当及时。再次向常德等地震区追加了一笔100万的赈灾款项之后,朱由检这两个月以来的焦虑总算是放下了不少。
在朝廷、内库和民间善款的连续投入下,加上这一笔100万元的额外拨款,对于湖南地震区域的投入已经超过了400万元。朱由检自己估算,哪怕是被官吏豪绅贪污了一半,起码也有200万元落在了受灾百姓身上。只要能够在入冬之前恢复生产和住所,那么这场大地震造成的危害也就算被中止了。
不过最近比崇祯心情更好的,应当还是大明的首辅黄立极。当1个多月前常德大地震的消息传来,他的确是惶惶而不安的。一来是生怕别人借此攻击他;二来则是国库虽然这两年有所好转,但是想要赈济这么大范围的地震区域,也实在是力所未逮。
虽说因为地震发生在夏收之后,灾民暂时不必担心粮食的问题。但是如果耽搁了秋收,那么这个冬天就会成为灾民最大的难关。而地震所毁坏的房屋、道路、水利等设施,如果光靠灾民自己恢复,那简直就是一个灾难。但是依靠朝廷投入,却又让他束手无策,他可变不出钱来。
不过当崇祯自己揽下了最为棘手的筹款问题后,接下来的赈灾等行政事务性工作,对于黄立极和内阁来说,倒是变得极为轻松了起来。因为大地震而渐渐泛起的民间不满言论,在朝廷及时的调度物资赈灾措施下,迅速消失了。
原本对于新政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士绅们,在看到了朝廷比过去高效的赈灾手段和筹集物资的能力之后,一部分士绅开始转换了态度,认为新政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,起码朝廷的办事能力还是有所提升的。
至于原本就支持的新政的士绅商人,更是把黄立极及这一届内阁成员吹到了天上,认为黄立极应当称得上自张江陵之后的大明中兴名臣。士林舆论的转向,让黄立极这些天来心情大为顺畅,哪怕是见到了曲阜衍圣公孔胤植被毒杀的奏折,他也没再觉的天要塌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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