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崇祯主张下，山西商人集资建立山西银行发行公债，计划修建的山西铁路南北主线，即北起山西大同经太原市南至蒲州，最后抵达在黄河边的风陵渡，又被称之为同蒲铁路。
这条铁路的修建计划制定于去年六月，但是对于整条铁路路线的地形测量，却开始于去年4月。两只测量队伍以太原为出发点，一南一北各自负责了一段。历经一年之后，较为平坦的太原-蒲州地区的路线差不多已经全部完成，但是太原-大同段因为山岭起伏，地形变化极大，因此测量工作较为滞后一些。
太原、晋中、平遥、介休、临汾、侯马、平阳、蒲州、风陵渡，便是太原以南铁路线路经过的地区，整条路线长约513公里，比太原到大同之间计划修建的北线铁路要长的多。
但是南线刚好坐落在运城、临汾、太原三个盆地上，除了三个盆地相邻地区，因为受到中条山、太岳山及吕梁山余脉的影响，施工较为困难之外，其他地域倒是同华北平原上施工一般，并没什么阻碍。
南同蒲铁路自去年10月开工以来，最先完成的便是从风陵渡到平阳府的闻喜县段，总计136公里的铁路线。
在这段铁路完成之前，不管是山西士绅也好，还是负责督办铁路的山西地方官员也罢，他们都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对山西的意义不大，纯粹是朝廷为了给那些陕西灾民一口饭吃，所以设立了这么一个耗资巨大的筑路项目。
虽然这些山西的士绅官员心里对此有所不满，但是对于这条铁路的筹建工作却不敢有所阻扰。同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河东地区，是陕西灾民逃荒最容易抵达的地方，涌入的灾民人数数以万计。
就算一些地方士绅官员设立了粥铺，以安抚这些灾民的情绪，使得他们不至于铤而走险，沦落为盗匪流贼。但是对于后续源源不断逃难而来的陕西灾民数量，地方上这点善意就如同是用一瓢水去救一处山林大火，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。
而且这些灾民都来自于陕西，他们在山西既没有田地可种，也没有能够养活自己门路，除了少数人可以被山西地方士绅收为奴仆，大多数人不过是在苟延残喘罢了。如果不是这个朝廷拟建的山西铁路建设计划，山西的官员士绅们也不知要如何处理这些来山西逃荒的灾民了。
光是一个铁路修筑，及为铁路修筑提供铁轨、碎石、枕木等原料工厂的扩大，就消化了十多万的青壮劳力，也间接的养活了十多万户家庭，使得逃入山西的陕西灾民，大部分都找到了一个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。
对于接任山西巡抚的洪承畴来说，这条铁路的修建也给他减轻了不少赈济灾民的压力。这位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时，虽然以才高识士而闻名，但其在民政和军队武备上，也着实有不错的见解。
他刚刚接手山西巡抚的时候，并没有因为陕西、山西分属不同地方，而打算对陕西灾情置之不理，把这些灾民拒之门外。因为他很清楚，陕西、山西中间只隔着一条黄河，沿河上千里，不是一个分兵把守就能杜绝这些陕西灾民入境的。
而一旦陕西民变不可遏制，裹挟灾民的乱民一定会企图冲入山西就食，那么山西最为富饶的河东地区，必然会毁于一旦。
因此对于朝廷颁发的赈济陕西灾民的命令中，迁移一部分灾民入四川、河南、山西就食，并计划兴建各种工程以工代赈。他还是比较认同的，但是对于朝廷任用杨鹤招抚陕西流贼，以试图安定地方，他却也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在洪承畴看来，灾民同流贼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的分明，受灾之后能够等待朝廷救济而不敢触犯法律的，便是灾民。而试图裹挟灾民攻击地方大户，以夺取粮食财物自救的，便是流贼。
灾民的人数虽然浩浩荡荡，但是只要没有流贼居中号召组织，那么朝廷只需要派出几名小吏就能安抚指挥。但是一旦有流贼居于其中，那么便是一点火星溅射在了一堆干柴上，不燃烧完毕，是无法熄灭下来的。
而流贼就如同瘟疫一般，一旦灾民被流贼裹挟开了几户庄园又或是某个县城，那么这些灾民便很快失去了对于朝廷的敬畏之心。就如同游荡在陕西各地野外的野狗，这些平日里守家护院的家犬，一旦尝过了人肉的味道，便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人类忠实的伙伴了。
因此洪承畴以为，对于陕西灾民朝廷应当予以赈济，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举旗造反的流贼，则应当尽数剿灭。以朝廷现在的经济能力，根本赈济不了全陕西的受灾百姓，那么剿灭那些流贼，不仅可以极大的震慑受灾百姓，更可以减少朝廷赈济的对象。
更何况，在官军强势围捕中才肯受抚的流民军，再把他们分散安置到陕西各地灾民中去，岂不是给了这些流贼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一旦朝廷运往陕西的赈济粮食短缺，便是陕西各地灾民变乱的开始。
洪承畴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了一封奏折，希望能够引起朝廷执政大臣和皇帝的注意。虽然朝廷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议，但还是做出了一些招抚政策上的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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