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由检沉默了一会,才对着黄立极说道:“原本朕以为,可以依赖发行粮食公债,建立粮食储备局,从市场上收购粮食,从而对各地的粮食市场进行调节。
可是朕没想到,今年陕西会继续大旱。连续两年的旱灾,想来最底层的陕西百姓已经毫无抵御灾害的能力了。
但是现在公债还没有发行完成,粮食储备局也还处于筹建之中,我们现在完全无法依赖粮食储备局对各地粮食市场进行干预,并对受灾百姓进行赈济。
如果光光依靠内库拨付银两,而不加以政府的行政干预,那么这些银两只会造成粮食产地价格的上涨,而未必能筹集到足够的物资入陕救荒。
所以朕以为,这次对陕西的赈灾,重点还是在于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引导,其次才是购粮的资金筹措。”
黄立极踌躇了一下,心里也不由认同了崇祯的判断,但是他的担心反而更为强烈了。崇祯登基以来,不管是整顿京城治安,还是收揽京营军权,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。
虽然这位少年皇帝的运气很不错,京城勋戚早就不是国初时的模样,对于皇帝蛮横的剥夺了他们最后的一丝军权,也捏着鼻子认可了。
而英国公年老体衰,一心想要保住英国公府的荣华富贵,根本无意得罪年少的皇帝,从而给自家招来祸患。
对于朝廷的文官来说,因为要应付魏忠贤下台带来的人事变革,也无人敢出头,阻扰皇帝对京营军权的掌控,生怕因此招来皇帝的猜忌,从而成为皇帝斗争的对象。
在这种种机缘巧合之下,崇祯才能够顺利的控制了京营,并在京畿地区推行了卫所改制。但是即便是如此,也还是出现了京营兵变和顺义民变。
对于黄立极这样在宦海沉浮的官僚来说,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,事情的发展脱离自己的掌握,而崇祯的行事,则每次都能造成事态失去控制。
虽然到现在为止,皇帝推行的这些事情的结局都还是令人满意的,但是谁也不能保证,今后事情也会这么顺利。
看着黄立极沉默不语,朱由检不由继续说了下去,“朕希望陕西、山西、河南三省今年暂时恢复实物劳役,不再以白银作为税收要求。”
这个要求并不出格,对比起银两来,现在陕西更需要的是粮食,黄立极点头赞同了崇祯的意见。
朱由检毫不迟疑的继续说道:“朕还要求内阁下令,对这三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,除了朝廷设立的粮食局和拥有朝廷颁发粮食贩卖执照的粮商,任何人不得在三省经营粮食贸易,包括亲王在内。
另外,今年陕西的粮食没有经过内阁和朕的批准,不准一颗粮食运出省外。而山西、河南两省的节余粮食,只准运往陕西销售。
还有,所有运往陕西出售的粮食,朝廷决定予以免税。并且凡是往陕西贩卖了1000石以上的商人,可以减免相等价值的货物税收。
但是敢于在以上三省对粮食生意进行囤积居奇者,不得享受以上优惠政策。政府除没收其违法所得之外,并对其处以违法所得1-3倍的罚款,吊销其在以上三省经营粮食贸易的执照。”
徐光启大为赞同,崇祯制定的类似粮食专营的政策,他认为这样的强制政策,显然可以救助更多的陕西灾民。
但是黄立极同郭允厚都下意识的出声反对了,黄立极和郭允厚都认为,如果内阁颁发了这样的政策,恐怕会遭到三省士绅的强烈反对。
黄立极为想要说服崇祯道:“陛下,凡是经营粮食生意的,大多是家中田地众多的士绅,或是有地方权要人士支持的官商。
这些人物都是安定地方的关键,但是陛下这个政策一出,岂不是等于是从他们口袋里拿粮食。到时这些维护地方的士绅,恐怕反而会变成变乱之源啊。”
朱由检神色有些奇怪的看着自己的首辅问道:“那么首辅大人,如果陕西同河南两省必然有一处要发生叛乱,你觉得那一处对我大明危害最小呢?”
黄立极同郭允厚对了下眼神,才对着崇祯回道:“局势当不至于此,若是陕西下半年能够下上两场雨,今年终究还是能够勉强度过的。”
朱由检摆了摆手说道:“朕不想靠天意来决定我大明的国运,朕只想问一问诸位先生,如果河南同陕西必然有一处要乱,我们应当选择在何处最为有利?”
郭允厚从旁为黄立极解围道:“陛下,河南地处中原,又与运河相邻,此地实在是乱不得啊。”
黄立极对于郭允厚的话语表示了默认,显然两人都觉得,如果一定要选,他们还是要保河南,而抛弃陕西的。
然而朱由检却摇了摇头,他对着两人说道:“朕以为,要乱还不如先乱河南。
陕西是三边之地,和塞外民族打了数百年仗,民风剽悍远过于内地之民。更何况陕西连年灾荒,这些能够熬下来的百姓,都是意志坚定,身体素质最为出色之人。
反观河南,虽然人口众多,但是毕竟位于内地,承平以久,民风趋向于柔弱,连卫所军将都已经不修武备久矣。
陕西若是生变,能够入陕平乱的唯有边军,而山西兵力不足,又要防守蒙古人寇关,我们只能调辽东军入陕。现在辽东军对上建奴不过勉强自保,若是再抽调辽东军去陕西,建奴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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